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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杭州12月4日电 (郭其钰)当前未成年人被称作“互联网原住民”，他们从出生起就与网络紧密相连。截至今年6月，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1亿。当互联网不断拓展未成年人成长空间的同时，如何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今年12月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来自浙江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法治副校长纷纷走进校园、走上讲台开展法治宣讲，用法治力量保护未成年人健康触网，增进未成年人对宪法法律的尊崇和信仰。
法治副校长为学生开讲普法课程。拱墅检察 供图
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治副校长是“织网者”。
织密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网，最重要、最基础的一环就是要织密“法律之网”。
不久前，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了未成年人网络权益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发布会没有在法院举行，而是在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学校“开讲”，其作为“网络观”法治宣教课堂的一部分，近距离对青少年进行科学健康上网的教育引导。
“未成年人的游戏充值行为是否有效？未成年人在网络直播平台充值打赏的责任谁来负？未成年人在网上的肖像权如何保护？”在“网络观”法治宣教课堂上，杭州互联网法院互联网审判第一庭庭长、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学校法治副校长肖芄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真实的案例。
今年8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制定了《关于高标准打造新时代互联网法院行动计划》，将促进网络文明建设、努力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作为深化互联网法院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们通过举办青少年‘网络观’课堂活动，创办青少年‘网络观’课堂品牌，用小案例阐释大道理，为未成年人提供坚实的网络法治保障。”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朱敏明解释说。
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治副校长是“育苗者”。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多方主体在不同领域群策群力、协同共治，其中家庭、学校是第一道关口。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使用电话手表通过‘碰一碰’功能添加过陌生人？有没有在电话手表中晒过定位？”在杭州市长江实验小学，该校法治副校长、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朱兰兰结合案例讲述“手腕上”的网络安全。
当前，各类电子产品普及使青少年“触网”时间提前，儿童智能手表等成为未成年人使用较多的上网产品。在朱兰兰看来，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越来越多，随之涉及的青少年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我们除了通过办案规范生产企业外，结合案例让更多孩子树立防范、辨别意识，更合理安全地使用儿童智能手表也是必要之举。”朱兰兰在现场提醒，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不要乱扫，手表不能借给陌生人，以防电话卡被骗走、掉包或者泄露隐私。
在长江实验小学教师李晶看来，相比于传统的法治课，生动的案例让孩子们听完会更有启发和触动，法治副校长讲了详细的过程、手段、表现方式，为青少年辨别类似骗局提前打好“预防针”。
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治副校长是“引领者”。
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法治副校长不仅是一个职务，更是一项制度。
2020年，宁波慈溪市公安局长河派出所责任区民警胡荣校多了一重身份——被辖区内4所学校聘为法治副校长。在很多人眼里法治副校长只是民警的一个“副业”，作用发挥仅在学校普法课堂上，但胡荣校却把这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随着‘触网’未成年人越来越多，互联网却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利用公安资源优势，将履职地点由校内向校外拓展，多次组织学生开展情景式、体验式、案例式的网络法治实践活动，‘零距离’感受法律的威严与温情。”胡荣校介绍。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能随时随地走进法治课堂，胡荣校和同事们尝试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手段引入互动游戏、情景剧、有奖问答等新型普法方式，寓教于乐，以乐促学。
从一开始没有课程可参考，到现在“点单式”按需挑选，法治副校长们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和案例，将书本上的“法”、生活中的“法”，转变成未成年人学、懂、会的法律意识，让法治精神真正抵达孩子内心。(完)
中新社重庆12月4日电 题：为何说中华文明的演进离不开“认同”？
——专访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李禹阶
中新社记者 钟旖
在世界文明史上，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统一性、连续性等特征，并以独有的民族、国家、文化的“三位一体”认同模式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深层价值理念，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演进道路。
在浩荡历史进程中，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进有何关联？民族、国家、文化“三位一体”的认同模式发挥着怎样的关键作用？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华文明又有何新挑战？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禹阶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历史变迁角度，如何认识华夏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演进？
李禹阶：首先我们要明确，“国家”与“民族”在概念上具有较大区别。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社会整合等功能，它的规范性与制度化特征十分鲜明。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民族的文化及心理特点十分突出，在内涵上比外显的国家制度化特点具有更多内在的、“软”性的思想意识上的特征，即民族成员表现在民族意识上的自觉认同以及这种文化、心理认同的深沉性、继承性和强大性。
在人类社会初期，民族认同主要凭借以血缘、宗亲等生物学因素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会发展，民族在演进中逐步形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并且与地缘构成发生新的交叉和整合，形成一种社会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联系，又常常出现差异。
可是，在中华文明史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常常是空前一致的。例如春秋时期的内外交患，其时代主题交叉点的坐标为“尊王攘夷”，既鲜明地体现了时代政治与民族的大主题，也是华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向新时期转化的旗帜。从政治意义上说，“尊王”凸显了华夏政治国家的主权理念，以周天子的旗帜作为华夏政治共同体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而希望通过“尊王”而循守华夏政治国家的制度秩序。从民族意义看，“攘夷”则突出了华夏民族自觉的族别认知和自我认同意识。这些意识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构成华夏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文明特质。
秦统一中国以后，随着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确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更加呈现出一致性。同时，华夏民族在秦以前的多元一体格局仍继承下来，并且在民族融合与同化中，一方面不断扩大华夏民族队伍，使它成为当今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另一方面东亚大陆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华夏民族先进文化，又不断吸附许多新的民族，形成新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华夏民族正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转化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一种特殊的民族现象。
中新社记者：中国朝代历经数千年，既有大一统也有分裂，为何“文明”始终保持持续发展的演进历程？
李禹阶：在中国古代，分与合、冲突与融合常常相伴而行。但是每一次冲突的结果，总是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民族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新调整，并导致更加强大、繁盛的统一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出现，使中华文明更加繁荣绚烂。
而由冲突向融合转化的必然性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国家意识中所积淀的深层文化价值理念，即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认同的“三位一体”的一致性，没有自我封闭，而是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内聚、礼义的形式与特点。
其一，从文化的开放性看，华夏民族的文化观念常常有着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巨大的互融性、包容性。例如在秦汉大一统时代，其关东、关中文化的汇集，长江、黄河流域楚、汉文化的交融，后至魏晋时期，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等，使古代中国文化呈现开放而繁荣的状态。只要承认华夏文化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就可被华夏文明所接纳，各种文明成果都可以交融、汇集其中。
明制婚礼表演。刘新 摄
其二，从种族、民族的兼容性看，从春秋到明清，华夏周边的许多不同族群、民族，通过生业、文化、婚姻等方面的融合，逐渐汇入华夏(汉)民族大家庭。尤其是魏晋、宋元、明清的几次大的民族冲突与融汇，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大汉、盛唐之所以被人久久称颂，正是因为有着春秋战国、秦汉魏晋的民族融合、胡汉夹杂的基础。
其三，从国家对民族的安全性义务看，在华夏(汉)民族的意识中，作为主权的“中国”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汉)民族等的不可分割性也成为人们的共识。例如自秦、汉以来，北防、南征、西通域外就成为历代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的要务。秦代修长城、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等，均为国家安全性义务的表现。
世界历史上不乏一个民族长久地分为多个国家的情形，但是在中国，人们往往将国家作为民族的象征，以民族作为国家的基石，甚至将国家、民族的双重统一看作实现人生生命价值的崇高目标。民族危机即是国家危难，在民族与国家危难中，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认同常会达成空前的一致，并成为人们愿为之赴汤蹈火的生命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与民族集体理性涉及方方面面的人物。即使是怀抱不平的韬晦之士，只要触及国家与民族这一主题，也会忧愤酣歌、视死如归。故每当民族危机来临时，人们往往将“救亡”(民族、文化)、“救国”(政治国家)联系起来，并将这种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托于国家，期望统治者能担负起救亡、救国的责任。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例子可以证明。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秦汉战鼓。倪树斌 摄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三位一体”认同模式的重要性？
李禹阶：我认为，它在构成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深层价值理念的同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情怀。
具体表现在，不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是封建知识分子(包括农民阶级的代言人)，往往把民族与国家统一视为其政治、军事的天然使命和最高目标，甚至一些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君主亦将一统宇内作为毕生大业和目标。时至近代，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民族、国家的危亡和近、现代化发展的任务，近代爱国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和国家的复兴路径，他们在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深层价值理念支配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新的中华民族国家，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多元一体的民族与国家在认同之间的张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所以，从历史上看，当日益腐朽的罗马帝国被四面八方涌入的“野蛮民族”所侵扰并阻断其国家、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时，中国则在民族与阶级矛盾的危境中生存自救。这说明，中国内部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我调节和应付挑战的机制。而这种自我调节的基础，就是在中华文明统一性基石上建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层价值理念。
2023年8月22日，癸卯年两岸同胞共祭始祖炎帝典礼在陕西省宝鸡市的炎帝陵举行。党田野 摄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文明的发展还将面临何种挑战？
李禹阶：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世界文明及经济秩序在进入新世纪时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它表现为在一些非西方国家、民族在现代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中显得无所适从，常常堕入文明失衡的陷阱，并由此产生文化的矛盾与文明的冲突。
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也面临着一个新、旧过渡的阶段，但中华文明固有的特征将促使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加速发展。这些特征表现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使中国人易于克服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不适；中华民族的兼容性使中国人易于跨越宗教与种族的沟壑；务实致用的入世精神使中国人普遍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国家在文明大变局中具有强大的后盾作用；中华文明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能够产生出巨大的活力。
综合来看，前述特征使中华文明的底色在全球化进程中鲜明展现，在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发展中相得益彰，而没有表现出彷徨、矛盾的群体社会心理，也没有出现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可根据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走上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并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崛起中展现出极大活力。(完)
2023年11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CBD高层建筑上演灯光秀。贾天勇 摄
李禹阶，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重庆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国社会史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社会史、人类学。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政统与道统：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外戚政治》，主编有《中国经学史》《秦汉社会控制思想史》《重庆移民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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